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畅销书开山之作，是经济学家薛暮桥的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。

1994年9月，《顾准文集》出版，印数上数万的经济学畅销书再次产生。贵州人民出版社初次发行三千，紧接着加量，到1995年9月第4次重印时，共计三万四千册，随即掀起“顾准热”。经济学家戴园晨在《经济研究》杂志1995年第1期刊文还提到身边朋友到书店已经很难买到《顾准文集》了。

到此，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就结束了。这个阶段的经济学畅销书，除了《八次危机》都是通识写作，而上次畅销的通识写作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《卖桔者言》，与《卖桔者言》不同的是，这几年的通识写作少了浪漫的、不拘一格的论述风格，作者受学科专业化影响明显，从章节、论证到注释都呈现出专著化的趋势。本世纪20年代的第一本经济学畅销书《置身事内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，其通识写作也有这样的特征。这本书在综述学界的研究基础上，向读者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如何参与、推动经济的发展。该书2021年8月出版，在5个月内重印13次，到2022年上半年印数达六十余万。这个印数在经济学畅销书中算比较可观的，但在过去几十年，包括《货币战争》在内，并没有任何一本能接近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的印数。

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处在经济改革共识形成的关键时候。当市场化环境最终产生，图书市场也会像其他市场一般，在那里，读者作为买家依照其知识结构、职业、兴趣和性格挑书。书籍泥沙俱下，读者各有所好。

《顾准文集》收录了《古希腊城邦制度》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》等文章，以及顾准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。《顾准文集》使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顾准，还有他的故事、学识与坚守，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典范。顾准和孙冶方都是较早提出“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”的经济学家，他更是被称作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”（也有观点认为是卓炯），令人无限感慨的是他未等来经济改革就逝世。“顾准热”是一个文化现象，但是从顾准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看，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对经济改革精神的一种回响。在这之后，时间来到本世纪，经济学的畅销书市场进入了下一个篇章。

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历史语境中破土而出的，这是它成为一个出版奇迹的必备条件。全书十章，近20万字，基本内容是探讨自1949年至1978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，“并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”，提出遵守经济价值规律的新看法，旨在改变曾长期受苏联影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，故此，与经济改革的实践形成呼应关系。

然而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能在大众阅读领域产生影响力的经济学读物却是稀缺的。一方面，经济学研究主要还是通过论著、报告表达。另一方面，即便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，往往也是因为他们的观点——如对某个热点问题发表经济学意见——而不是因为他们关于观点的论述。换句话说，经济学家可以快速表达他们的经济学看法，却不太容易传播其“经济学分析”（借用约瑟夫·熊彼特的概念），无法让读者了解这些看法究竟是怎么得出的。读者也并无可能和兴趣去搜索专业论文翻看。许多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”的误会也就产生了。

与薛暮桥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最接近的，其实是孙冶方撰写的《社会主义经济论》。两人是堂兄弟关系，都是经济学家。他们和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在60年代接到任务撰写政治经济学教材，因为提出“讲企业利润”等观点而挑战了当时的经济制度和路线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薛暮桥被关入“牛棚”，孙冶方被捕入狱。在这期间，薛暮桥写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初稿，孙冶方则抢救此前已经写了一部分的《社会主义经济论》，截至1975年4月出狱，他用默忆的方法对书中内容在脑海中过了数十遍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孙冶方同薛暮桥一样重启写作计划，遗憾的是，他在1983年2月病逝，遗留下未完成的《社会主义经济论》书稿。1985年，书稿以《社会主义经济论稿》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发行。

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在当年是“专家式畅销书”的典型模式，把作者作演讲或思考状的照片作为封面大图，并附上关键词和推荐语。之后，这种夸张的模式就不多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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